我和猪二幼儿园时就认识，那还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后来很大很大了我们再见，她管我叫发小儿，我说可不是嘛，从小咱就玩儿同一个盒子里的插片玩具，吃同一个铝盆里的肉卷，上同一个贴着白色瓷砖的厕所，两小无猜。她立刻反驳，咱可从来没两小无猜过。我说：明白，但青梅竹马的意思才是两人从小谈恋爱，两小无猜只是说两人从小就是好朋友。结果刚刚查了词典，原来两小无猜和青梅竹马说的都是两个人从小在一起玩儿，亲密无间、天真无邪、互不猜忌，它们甚至典出同一首诗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都没有恋爱这层意思。

我和猪二在同一个幼儿园，家又离得很近，所以我们每天都结伴而行，当然结伴而行的还有我的妈妈和她的妈妈。大人聊大人的，小孩儿聊小孩儿的。我忘了我们那些时候都聊什么，但估计肯定不是关于人生或者理想的话题。下午大人接我们回家，习惯性地不是我去她家呆会儿就是她来我家呆会儿。对于她的家，我只记得有扇竹条门帘，我总是抢在最前面想要掀开它一步冲进去，但是它太沉，掀不动。而每当我使尽全身力气也束手无策的时候，猪二的妈妈都会笑盈盈地从我头顶上伸过一只大手，拉开门帘等我进去。我仰起头看她，觉得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像我现在坐在猪二对面，看她微笑时的感觉一样。

我们就这么过去了两年，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分开，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就那么一丁点，人就那么几个人，楼房就那么几幢楼房，我还不知道分开是什么东西，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分开。

那次，我和猪二一起在幼儿园的院子里疯跑，嘴里喊着什么狼来了好像，然后我在背后双手使劲推了她一把，她立即趴在地上，还向前搓了好长的距离。回忆起来，我怎么也想不出为什么会推她，如果我把她想成了狼，我应该逃跑才是。也许我把她想象成了那个说谎的小孩儿了吧，我要马上惩罚她。

她满脸都是血，她爬起来哇哇大哭。幼儿园老师赶紧从远处跑来，二话不说抱起她就去医院。第二天她没有来，下午的时候，我妈接我一起去了她家，我忘记了她的脸上是不是贴着纱布或者其他东西，我只记得她的一双膝盖已经被红药水和紫药水涂得稀里糊涂。现在坐在猪二对面，看她的白皙皮肤和鼻翼那颗若隐若现的痣，我却有些后怕，如果那次我多用了一些力气，不知道猪二还会不会如此美丽。

从那次以后猪二就再也没和我说过话，接着她转园了。那时的脑子还没法分析出她的转园和我推了她是否有必然联系，我似乎还自个儿在那儿生闷气来着，我只记得我没办法再和她一起走在去幼儿园或者回家的路上了，只记得她也没办法目睹我在幼儿园结园仪式上统领一帮小孩儿表演电子琴的飒爽英姿了。

我上小学了，一年，两年。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管乐团招新生，我觉得好玩儿，就管爸爸要了两块钱报名费，和其他同学一起排队，一个个走进音乐教室，先是试唱，然后拍节奏，然后到一个高个子老头儿那儿，他让我们张开嘴，说要看看我们的牙，边看边和蔼可亲地问：你多大啦？后来我才知道，在农村的牲口市儿上，大家也都是这么挑骡子的。一膛线儿走下来，我觉得只有那个看我牙口的“高老头儿”对我比较感兴趣，直到我转身出门的时候他还在人丛中向我微笑。果然，最后我被他选中了，学习次中音号。也就是在那次，当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忽然看到了猪二。原来她和我在同一所小学，两年了，我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她也看见了我，她也很惊讶，从她的眼神中能瞅出来，只是她只看了我一眼，就立即把头转向别处。

关于次中音号，有一件挺好玩儿的事情。那会儿已经是高中了，有个同学听说我会吹乐器，就跑过来很虔诚地问我：你吹的是什么呀？我说：次中音。他说：是啊，那乐器是什么？我说：次中音。他说：我知道是次中音，我问的是那件乐器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说：那件乐器就他妈的叫次中音。从此以后，为了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并且尽量保持我吹乐器的神秘感，当别人问我吹的是什么乐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次中音号的“译名”：巴里东（Baritone）。我把这件事讲给猪二听，她笑得前仰后合，说：发小儿啊，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玩儿笑话。

我和猪二都被选进了学校管乐团，我吹次中音，她吹长笛。我还知道了，她不仅仅和我是同一个学校的，还和我是同一个年级的，并且她就在隔壁那个班。每次想到这些，我都觉得很神奇，原来你不可能真正离开一个人，那些峰回路转或天涯咫尺的故事，都不过是上天和你开的一个玩笑，当我们一再感叹世界无穷大的时候，你却往往能和那个人不期而遇。

在我们再次见面的那一刻，猪二把头转向了别处，但并不代表着她还在意我对她的那“疯狂一推”，因为如果有恨，也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忘吧，更何况，七八岁的年纪，许多回忆都会被灿烂和明媚的生活所稀释，开心还开心不过来呢，哪里还懂得悲伤。就像在我们再次见面的那一刻，我全然忘记了猪二之前的不辞而别带给我的巨大失落和忏悔，幸福和喜悦风驰电掣地扑面而来。

随后的那些的日子里，只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我正在家呆着，猪二在楼下喊我陪她去写作业，我们一起到市委党校的大院子里，那里的午后安静而温暖。我们找到一个大石墩子，以天为幕席地而坐，趴在石墩上奋笔疾书。她写得比我快，写完以后她站了起来，掸掸裤子上的土，蹬上了石墩。我继续写，她低头看我，嘿嘿地笑，然后用唾液巧妙地在舌尖做出一个泡泡，轻轻呼气，泡泡飘然而下。我抬起头，看见阳光穿过泡泡再折射出五彩光芒，我伸手接住了它，“嘭”地一声泡泡灰飞烟灭。这时，我恍惚觉得我的手心是热的。

很多年以后，我无意间读到韩寒《像少年啦飞驰》中的一段描写：以后我约陈小露去看过一次电影，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我们注视着屏幕看解放军叔叔是怎么样把国民党赶到台湾的。当时我给陈小露买了一包话梅，陈小露深为话梅核没有地方放而感到苦恼，这时电影里的声音是，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来了！我受到这句话的鼓励，声音发颤地对陈小露说，你吐在我的手里，我帮你去扔掉……结果陈小露很爽快地将核吐在了我的手心，她低下头的时候长发散落在我的手臂上，这时我心静如水……陈小露在我手里留下了一粒带有温度的话梅核……我手里紧握着话梅核，穿过人们的大腿和脚和叫烦的声音，走到角落的一个垃圾桶旁边，稳定一下情绪，然后把话梅核放在我校服的口袋里。

原来我的手心真的是热的，因为泡泡和话梅核一样，都带着温度。

猪二不好意思地笑：我那会儿有那么恶心吗？还朝你吐口水？我说：你以为呢，要不是我伸手接住了，口水就跑到我的头发里去了。猪二说：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向你的头发道歉。

小学升初中时，我和猪二一起参加师大附中的管乐特长生测试。那是一个开放的大礼堂，选手需要到舞台拉起的大幕背后接受评委的考试，其余的人则坐在台下，就像参加一场看不见被告的审判大会。我吹砸了，《保卫黄河》的高音“6”没有上去，而且心里就像有一千只兔子，节奏跑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完事以后我垂头丧气地拎着乐器走出校门，爸爸已经打好了一辆“面的”，我上车以后一把拉上了车门，还没等他下车招呼猪二和另一个同学一起上车就对司机说：快开吧，我要回家。

后来，猪二去了师大附中，而我则考到了另一个城区的一所中学。猪二说：我知道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会见面，但实在没想到这一别竟是十年。是的啊，初中，高中，当猪二从马国大学毕业归来以后，我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再见面，她已经开始穿黑色高跟鞋和黑色风衣了，已经在嘿嘿傻笑的间隙学会了若有所思。猪二说：你曾经伤了我的心，中学六年，你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我说：你不是也没给我打嘛。猪二说：明明是你没能跟上我胜利的步伐。我说：为什么你在万里长征途中抛弃了我却还显得如此理直气壮。

好久没见了，咱们真的好久好久没见了——这是猪二回国以后第一次看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她拎着包倒背着双手，站在地铁站门口笑盈盈地看着我，说：发小儿啊发小儿。我冲上去给了她一个熊抱，然后拉起她说：走，带你吃大虾去。路上，我给她分析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的区别，她半信半疑；我给她讲次中音的故事，她笑得前仰后合；我告诉她我真的说不清那时到底为什么会推了你一把，她说：你推过我？还把我摔破相了？说完拿出镜子前照后照；我问她还记不记得曾经向我吐过口水，她笑着用唾液巧妙地在舌尖做出一个泡泡，然后说：有没有向你吐口水我真的忘了，不过我的确会用口水吹泡泡。打拖拉机的时候，我把手中的扑克展开呈扇形举在眼前，越过扇子的上沿儿我只能看见猪二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我在无数次的梦中梦到过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我在其他很多人的脸上找不到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我在十年之后最想看到的眼睛。看话剧的时候，我伏在猪二耳边轻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咱们会分开那么久，更没有想过分开那么久以后我们还会再见。她嘿嘿地笑：世界就那么一丁点，人就那么几个人，楼房就那么几幢楼房，我还不知道分开是什么东西呢。现在，我坐在猪二对面，仔细地看着她，说：好多故事都是人们为了取悦或者感激而编造的，只有刚才这个才是真的。